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強調，麵向下一個30年，雙方要總結有益經驗，把握好兩國關係發展大局。中方對韓政策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希望韓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應當堅持獨立自主，不受外界幹擾；應當堅持睦鄰友好，照顧彼此重大關切；應當堅持開放共贏，維護產供鏈穩定暢通；應當堅持平等尊重，互不幹涉內政；應當堅持多邊主義，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這五個“應當”，是兩國人民意願的最大公約數，也是時代潮流的必然要求。中方願同韓方一道，堅持雙方確定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定位，推動中韓關係健康穩定向前發展。

17454378287430　　對於第二工廠為何選址匈牙利，寧德時代方麵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匈牙利擁有悠久的汽車製造產業曆史，產業配套良好，電池原材料、隔膜及其他輔助材料可在周邊地區采購，良好的產業環境和寧德時代的電池技術結合，能夠更好地為歐洲交通電動化做出貢獻。其次，匈牙利地處歐洲中心地帶，區位優勢突出，聚集了一大批整車企業，在匈牙利當地建廠便於公司及時響應客戶需求。再次，匈牙利尤其是德布勒森市投資環境優越，交通物流等各方麵基礎設施良好，擁有大批優秀的產業和技術工人，為寧德時代在匈牙利的投資建廠提供了很好的發展助力。

　　寧德時代這次選擇匈牙利建廠既是一個個案，也是一種具有普遍和啟發意義的現象。對於歐美一些勢力越來越鼓噪用政治眼光審視中國投資，布達佩斯堅持理性務實、不盲從，不讓自己國家利益被別人的政治動機所綁架，並因此承受不必要的代價，其投資環境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也給它帶來了回報。匈牙利駐華大使說，匈牙利為成為大型中企進入歐洲大陸的“主要切入點”感到自豪。而健康穩定的中歐關係和中歐經貿關係，既有利於中歐雙方，也有利於世界。雙方理應為增進經貿合作相向而行，其中也包括為更多中企進入歐洲提供更多“切入點”，並且連點成麵。

　　海城地域文化研究學者 薑學東：這就是當初存放石獅的地點。1894年甲午海戰之後，陸路戰場就轉移到海城了，當時這裏戰況激烈，日本的戰地指揮官山縣有朋把三學寺當成日軍的野戰醫院。在野戰醫院期間，他提出將三學寺中的石獅子送到天皇陛下“禦覽”，這樣他就把其中的三座石獅子，一對大的，這兩個點的，還有裏麵一個小的圓白色的，通過海路運到了日本。日本天皇看到之後，把兩座大的放在現在靖國神社門前第一大鳥居邊上，為他們守護靖國神社，另一隻放在山梨縣，山縣有朋老家的個人博物館裏麵。

　　廣西衛健委通報，8月11日0-24時，廣西新增本土無症狀感染者5例（防城港東興市3例，北海市銀海區1例，崇左市寧明縣1例）。當日治愈出院本土確診病例2例（均在北海市），解除隔離醫學觀察本土無症狀感染者29例（北海市26例，崇左市2例，防城港市1例）。截至8月11日24時，全區現有本土確診病例78例（北海市48例，崇左市28例，南寧市1例，百色市1例），本土無症狀感染者647例（崇左市351例，北海市242例，防城港市43例，南寧市6例，百色市4例，玉林市1例）。

　　過去幾十年來，中國是經濟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之一，同時也是最大貢獻者之一。其中，麵向海外不斷進行投資和業務拓展的中企功不可沒。寧德時代在匈牙利設廠毫無疑問有利於歐洲的電動車發展。對那些幹擾務實理性合作的“大西洋派”或醉心於“價值觀外交”的美西方政客，我們要說的是，這些人士應該反思檢討，他們不應該再以特殊眼光看待中國企業的投資。當一係列政治挑釁和脫鉤斷鏈行為不斷惡化雙邊互信和合作氣氛時，世界上任何一家企業都不會“送上門去”，冒成為下一個被蠻橫打壓圍剿對象的風險。如果一直采用這樣的政治手段限製經濟行為，那隻會和經濟全球化的大勢背道而馳。這個道理，再簡單不過。

　　海外市場對於寧德時代正變得愈發重要。公司年報數據顯示，2019年海外收入僅占寧德時代全部營收的4.37%，2020年迅速增長至15.71%；2021年，公司有278.7億元收入來自海外，占全部營業收入的21.38%，同比增長252.47%，遠超過當年國內收入141.64%的同比增長率。在毛利率方麵，海外市場也有明顯優勢，2021年，寧德時代在國內的毛利率為25.14%，而海外市場毛利率則達30.48%。

　　退市決定乃根據若幹考量因素做出，包括公司發行在外的存托股所對應的 H 股數量與公司全部 H 股數量相比較少，公司存托股的交易量與公司 H 股全球交易量相比相對有限，以及維持美國存托股在紐交所上市和該等存托股及對應 H 股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注冊並遵守證券交易法規定的定期報告及其他相關義務所涉的較大行政負擔和成本。公司董事會批準存托股退市，並根據未來相關實際情況，在公司滿足證券交易法相關法律規定的前提下申請撤銷該等存托股和對應 H股的注冊。

　　對於“芯片法案”中的相關內容，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10日發文表示反對。中國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認為，法案中的條款歧視性對待部分外國企業，凸顯美意在動用政府力量強行改變半導體領域的國際分工格局，損害了包括中美企業在內的世界各國企業的利益。一方麵，這是典型的專向性產業補貼，不符合世貿組織的非歧視原則；另一方麵，法案將部分國家確定為重點針對和打擊目標，導致企業被迫調整全球發展戰略和布局。尤其是法案對“任何受關注的國家”界定寬泛，無限擴大了執法的自由裁量權，具有典型的泛政治化色彩，各國企業經營活動麵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